最后，政策制定者应持续监控智能工具的使用结果，评估其性能并将结果公开发布。

在风险评估方面，群众与专家的想法常常是不一样的，大众传媒对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实际危险的忽视也具有不均等性和非对称性，如传媒和舆论对于某些特殊危害的特别关注可能会引发疫情判断上的偏差，导致主观危险的先行。统计概率的本质，是针对一种现象以什么样的频率出现所做出的解释。

自19世纪以来，陆续出现的一系列崭新而重要的理论，也助长了非决定论的思想倾向，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对时间概念的颠覆性理解。比如，刑事审判中强调科学证据的勘验匹配，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对于弹孔、指纹、声纹、血液等证据样本的勘验匹配，与之相适应的即是科学证据理论的不断发展。[19] 参见[美]弗兰克.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21]奈特经济学所提示的最低限度最佳标准、满足度标准以及后悔最小化标准在这里竟都可以找到，似乎中国传统司法总是在进行风险决策。风险社会的治理以及决策合理化的基本特征在于概率计算、贝叶斯推定方法、权衡沟通以及相应的问责机制。

[34]同时，结合前面的竞拍模型，德沃金举出了购买失明险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资源与风险的分配安排：如果有一个人选择用自己的一部分初始资源购买这种保险，而另一个人没有这样选择，或者，如果这个人买的保险金额大于那个人，这种差别反映着他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或内容的相对价值的不同看法。牛顿力学理论和麦克斯韦电磁理论都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了决定论的思维方式。首先，对于法官的侮辱、威胁和恐吓言行，严重影响了法官的人身安全，给法官造成莫大的心理压力，导致司法的扭曲和不公，危害极大。

或者声称去敏感地区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等等，其目的仍然是通过这种极端的言语威胁影响法官裁判，从而达到实现自己利益乃至胜诉的目的。其意义并不仅止于保护法官本身，通过法律制度加强法官人身权利保障，也是为了维护整个司法环境和社会秩序不受侵扰。四是推出风险评估和预防系统。相关报告显示，中国法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暴力抗法事件频发。

具体而言，可以将以下八种行为视为构成藐视法庭罪的客观方面：一是有举证责任的单位和个人故意迟延提交证据或者拒不提交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在韩国，则会被处三年以下劳役刑或者100万韩元以下罚金。

虽然各个国家藐视法庭罪的规定不一，但往往有以下特点：第一，范围内容广泛。第一，侵害发生地不固定。法官的裁判直接决定诉讼当事人的财产归属或者重大的人身权益，例如，拆迁纠纷、离婚纠纷中，官司的胜败与当事人而言关系重大，当事人往往情绪比较激动，久久难以平复。在刑事案件中，法官的判决更是关系到当事人的身家性命。

司法实践中，指责谩骂法官的事情经常发生，既有在法庭上，也有在法庭之外，这类事件通常发生在法官庭审前后、接待当事人、接听电话时。（一）法官人身保障立法滞后 虽然在中国的《刑法》《民事诉讼法》《法官法》以及其他一些规范性文件中都有法官人身保障方面的规定，但总体来说，中国的法官人身保障制度仍不健全。[22]三是国际上一些国家对于藐视法庭罪已经加以限制或者制约。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官保障法》，遑论法官人身安全的专门立法。

五是在法庭上辱骂或者殴打司法工作人员的行为。[16] 参见胡昌明：《中国基层法院司法满意度考察——以裁判文书为例的实证分析》，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5期。

[9] 参见李建平：《法院调查报告揭示法官职业风险》，载《法制日报》2006年11月14日，第8版。有的声称诉争标的物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如不能胜诉就会以命相抵，到法院自伤、自杀、自焚。

因此，在这个环节当事人表现出与法院激烈对抗，法官在执行过程中人身受到威胁的比例最高。三是威胁法官及其家人型。三、中国法官安全频受威胁的反思 中国法官人身安全频受到威胁与中国的立法现状、司法环境以及执行力度都密不可分。仅在2012年，美国司法安全处就发现、调查并排除了1370件针对联邦司法工作人员的威胁。其他法律中对于法官人身保障多不过三五条，少的只有一条甚至一项。由此，亟待从扩大法官人身保障的区域范围、对象范围，降低威胁法官行为的惩戒难度，增强法官安全防范意识，增加法官保护举措和力度以及增设藐视法庭罪几个方面来建立健全中国法官的人身保障机制，为法官提供更加安全的职业环境。

[13] 三是提升司法工作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20]浙江金华婺城区胡姓法官正是因为不能忍受当事人徐某对其女儿人身安全赤裸裸的威胁，才将当事人掀倒在地。

对此，有学者存在不同意见，认为中国不宜或者暂时不宜设立藐视法庭罪，理由如下：一是中国虽然没有设立藐视法庭罪，但并非没有惩处藐视法庭行为的机制。马彩云被枪杀案中，马彩云法官的丈夫被歹徒打伤。

【摘要】近年来，法官人身受到威胁、被伤害的事件频频发生，中国的法官人身安全保障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在部分法院设立危机处理部门，加强法院入口的安检设施建设，并发挥了良好的效果。

通常法庭是法官与当事人接触最多的场域，然而，法庭之中，当事人与法官之间有一定空间距离，且事先需要通过安全检查，携带凶器可能性较小。[14] 参见王禄生：《美国法官伤害事件及其四大应对策略》，载微信公众号数说司法，2016年2月28日。有的当事人为了扩大影响，制造舆论的同情和关注，通过私自制作横幅、黑锦旗，甚至在法院门口敲锣打鼓等方式，试图扩大影响，给法官裁判制造压力。通过与国外法官人身保障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中国法官人身保障立法相对滞后，对于威胁法官的违法行为惩处不力，法官职业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性以及中国的司法公信力尚未全面建立是造成中国法官人身保障状况欠佳的主要原因。

威胁法官的言行往往是在宣判后，当事人对判决败诉不能接受时，引发极端情绪下而爆发出来的。遑论公然侮辱、诽谤和恐吓法官了。

只要没有发生严重伤害事故，都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没有从干扰司法公正，乃至威胁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看待法官人身保障问题。如果不加强司法权威，改善司法环境，严惩司法挑衅行为，情况难以有大的改善。

尤其在需要对当事人进行刑事处罚时，证据的要求比较苛刻。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至1998年，仅对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就发生暴力抗法事件3473起，打伤执行干警2378人，干警死亡4人。

（三）法官职业具有高危性 如上所述，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法官都是高危职业。三是，侮辱诽谤言论往往旨在对裁判结果施加影响或者发泄自己的不满。[6] 郭文利、潘黎：《司法人员遭受违法侵害状况调研报告——以浙江省湖州市两级法院为例》，载李林、田禾主编：《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6）》，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82页。（四）司法公信力尚未完全建立 在一个司法公信力高的社会中，当事人通常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胜败诉，更多从法律角度出发寻找败诉的原因。

在瑞士，联邦法官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恐吓与勒索。执行程序是生效裁判文书可执行内容的实现程序，在此环节，执行法官的行为将会与被执行人的权益直接发生冲突。

最后，如果放任威吓行为，往往会助长侵害者的气焰，错失将法官伤害事件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最佳时机。执行的对象既有个人也有群体，但是多数严重的暴力抗法具有群体性特征，抗法者往往纠结了一个家族、一个村庄或者一个企业的员工，所谓的乌合之众更加容易冲动，群体往往充满了暴戾的成分，[5]更加无视法院权威，对抗司法执行，造成的后果也往往十分严重。

湖州两级法院的司法人员在一年间共受到包括辱骂、威胁、跟踪、殴打及其他手段在内的侵害832次。（三）降低威胁法官行为的惩戒难度 对于威胁法官安全的行为不予重视、惩戒不力，是部分当事人肆意对法官进行辱骂、威胁、诽谤、恐吓，有恃无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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